“李云迪恩师”在这个钢琴社会里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前天下午去看看杭师大音乐学院小剧场如同朝圣一般的惊人场面就知道了。为了一睹但昭义的真容，来自全省的钢琴教师、钢琴专业学生和琴童家长们把这个仅有200个座位的小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主办方不得不在门外加设了一套音响播放但昭义的讲座。

　　“但昭义是个奇人，他从启蒙到提高再到培养世界级演奏家的教学都非常厉害。”策划了但昭义杭州之行的三毛琴行负责人蒋洋告诉记者，近些年但昭义极少去地方开大师班，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请到他的。“这次，是因为他的学生韩钦到杭师大任教，并且在杭开独奏音乐会，才把他请来的。以后，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名气很大，可但昭义架子不大。大师班上，但昭义十分耐心地回答每个学生的提问。他用擂鼓、三角铁来形容钢琴的音色，巧妙地比喻让老师们十分受用。而当晚的音乐会上，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观众的尖叫声就像玉米见到李宇春一样。“我听说但昭义很为学生着想，以前经常让琴童住在自己家里。”省钢琴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席陈声钢感叹，“真正对学生好，才会赢得大家的爱戴。”　今年一月份，三位小琴童在某琴行举行的演奏会上表演六手联弹。如今，学琴孩子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小。(资料图片)

　　近十年来，青岛的琴童数量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始终位居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学琴的孩子在青岛达10万之众，而近年来在浩浩荡荡的考级队伍中，琴童每年考级所占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0多人。“你家孩子学钢琴吗?”“孩子学琴考过几级了?”这几乎成为当下家长交流中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虽然如今的爸爸妈妈对于孩子学习艺术的心态放松了不少，但“应试型”的教育现象仍然存在。既然大部分琴童的父母并不指望孩子成为未来的郎朗，又为什么整日逼着孩子学琴?如何才能让孩子快乐地学琴?对此，记者就青岛的学琴热进行了一番调查采访。

　　■琴童越来越小

　　大多只学到小学四年级

　　今年暑假尚未来到，不少家长就已经把目光瞄准了各类器乐培训班。海风琴行钢琴培训班的老师告诉记者，每年寒暑假，班上报名的人数就会激增，由于老师人手不够，不得不临时“扩招”学器乐的老师过来帮忙。海韵学校吕红梅老师告诉记者，琴童中的“ 主力队伍”是从幼儿园中班到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最小的只有3岁。

　　据海风琴行闫作钦老师透露，孩子起初学琴时，家长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但普遍的现象是持续性较差，尤其是一学到小学四年级，很多孩子就陆续“蒸发”了。“后来我们询问了不少家长发现，三四年级是孩子小学阶段的转折点，数学 、英语等课业压力也逐渐增强，很多学琴的家长将精力转移到孩子的文化课，纷纷选择放弃器乐班的学习。另一方面，很多孩子是从小在家长督促下学琴的，在小学四年级左右会参与8至10级的考级，求得一纸证书后，反而失去了奋斗目标，钢琴逐渐成了家中的摆设。”

　　■授课费差距大

　　“菜鸟级”教师大量涌现

　　每年八九月份，青岛都会进入一个考级旺季。据市文广新局社文处陈正星介绍，器乐类考生近些年一直保持在每年10000人次以上，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2009年全市器乐类考级人次达到了12000人。据市群艺馆考级中心贾曙光主任介绍，目前岛城学习器乐的孩子中，西洋器乐的比例比民族器乐略多，西洋器乐中又属钢琴最受欢迎。

　　琴童队伍如此之大，社会上的钢琴教师良莠不齐，然而大多琴童的家长却都是“菜鸟”，缺乏辨别能力，这就滋生了很多学琴的黑幕。

　　据调查，目前岛城教授钢琴的“名师”授课费约为200元/小时，普通类教师的授课费也从前些年的30元至50元/小时，提高到了60元至70元/小时，钢琴类教学每小时 50元以下的几乎没有，成为了授课最贵的器乐门类。而如今，艺术类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水平也是高低不等，“菜鸟级”老师滥竽充数的现象比比皆是，使家长在选钢琴老师时头痛不已。

　　■证书含金量低

　　专业院校不认可考级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目前的学琴市场仍存在着不少误区：首先，琴童有越来越年幼的趋势，一些孩子入门的时候还不到4岁，而学琴也成为了幼儿家长相互“攀比”的资本 。吕红梅认为，孩子学琴太早不利于手的发育，“就拿学钢琴来说，一般在五岁比较合适，而且孩子在智力、耐力等各方面都比之前有所提高，学习过程也会轻松一些。”

　　此外，如果孩子从五岁学琴开始算起，按照一年过一级算，中间允许跳级，大约8年就可以过10级，正常的年龄应该是12岁左右，但目前不少过10级的孩子年龄都提前到了10岁。而据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教务处有关负责人透露，如今的考级教材多年不变，孩子练钢琴的时候只弹考试曲目，考级就会容易很多，但这导致了考级证书含金量的降低，“当下专业音乐院校对待社会上的考级，采取的基本都是不认可的态度。”

　　■专家

　　钢琴特长生不再吃香家长应学会摆正心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让孩子学琴，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成为他们入学的“敲门砖”，而在青岛，近些年一些中学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范围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如一些中学不再招收“钢琴”专业的特长生，原因是会钢琴的学生太多了。“学校不招钢琴特长生，这也许会让许多家长和琴童大失所望，但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点——急功近利的学琴热该降降温了!”青岛市音协副主席夏文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夏文涛看来，不少家长“爱之深，责之切”，于是不自觉地去拿自己的孩子与更优秀的孩子比较，并试图强迫孩子做得更好，但凡事欲速则不达，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孩子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看到别人的孩子考过了几级，或者拿了什么奖项，就去和自家的孩子比较，每个孩子都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家长在素质教育方面，更应该学会摆正心态。”

　　夏文涛建议，一味地强调学习器乐的重要性，反而对孩子起不到根本的推动作用。应该多鼓励孩子把基本功打得更扎实一些，对音乐的理解更深刻一些才是最关键的。

　　其次，作为琴童家长，要学会培养孩子的兴趣，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琴环境，比如家长可以多买些经典CD，让孩子有一双对音乐过敏的耳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带孩子去感受各种音乐会，让孩子现场感受演奏者的成功，并激发他们学琴的动力。

　　此外，夏文涛认为，拥有“良师益友”也是孩子学琴的关键所在，“挑选钢琴老师马虎不得，尤其是有的孩子学琴的时间比较久，如果没有好的指导老师，很可能会误入歧途，越学越歪。”他建议家长首先要找正规音乐学院毕业、品学兼优的优秀老师指导，为孩子树立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目标。他曾经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也曾担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他的得意门生里有郎朗这样的一代俊杰

　　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这个名字对于古典音乐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见到这位老人，正是排练时。钢琴架好，混合着提琴、黑管、小号的嘈杂声突然微弱，乐手和指挥的目光向左集中--这位满头银发、紫衫灰裤的老人走出来，坐下，左手弹奏，右手翻谱。一曲终了，提琴手们用琴弓轻轻敲击琴背，以示敬意。他起身对指挥耳语，“后面(打击乐方向)要加强。”

　　6月5日，广州星海音乐厅，当一曲拉威尔《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终了，这位左手弹奏的老人起身，全场掌声雷动。

　　他曾经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Horowitz)，也曾担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他的得意门生里有郎朗这样的一代俊杰。

　　钢琴神童师从霍洛维茨

　　1928年，加里·格拉夫曼出生于纽约一个俄罗斯音乐世家，父亲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是著名的犹太裔小提琴演奏家。

　　一战和二战时期，大批犹太裔音乐家涌向美国，其中不乏斯特恩、帕尔曼这样的名家，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是其中的一员。

　　加里3岁开始拉小提琴，因为扛不动最小号的小提琴，4岁转学钢琴，7岁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被誉为“乐坛神童”。

　　毕业后，加里曾跟随霍洛维茨演出。霍洛维茨是被誉为“古典浪漫派钢琴最后一个巨人”的伟大艺术家。

　　霍洛维茨一生教过7个学生，他们大多受老师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有的身体出了问题，另一些心理有了毛病。

　　7位学生中，霍洛维茨只认可3位：拜伦·贾尼斯(Byron Janis)、加里·格拉夫曼和罗纳尔德·图里尼(Ronald Turini)。格拉夫曼忍受了30年右手疾患的痛苦，但他一直心态平和，积极乐观。

　　1949年，赢得著名的利文特里特音乐大奖后，加里成了古典音乐界的风云人物。此后的30年里，他巡演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每年平均超过100场，在各类独奏或协奏音乐会上演奏过钢琴史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惟一与美国六大乐团(纽约、费城、波士顿、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旧金山)一同录音的钢琴独奏家。

　　1979年，格拉夫曼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弹错音，接着又发现，右手手指开始不听使唤了。这种名为“局限性肌张力障碍”的疾病也困扰了他的同事兼好友里昂·费莱舍。

　　费莱舍用业界普遍认为有风险的“肉毒菌毒素注射”治愈了疾病，恢复了演奏活动。格拉夫曼不想接受同样的治疗，他更乐意用左手去尝试小而精致的作品。“想到自己还有左手可以弹钢琴，我感到宽慰了很多，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轨。”

　　中国徒弟郎朗、王羽佳、张昊辰

　　1980年，他开始担任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教职，6年后成为院长，2006年辞去院长职务。现在，80高龄的他仍在传道授业。他和中国颇有缘分，郎朗是他心爱的高足，如今已驰誉世界乐坛，王羽佳、张昊辰也正冉冉升起。

　　“人们都觉得，现在郎朗表演太多，但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努力，他做得很好。”格拉夫曼对郎朗是满意的。

　　郎朗、王羽佳和张昊辰都曾谈到格拉夫曼对他们的精心指导。“格拉夫曼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领悟力，他布置的曲目非常多，让我短时间内学到很多曲子。”张昊辰还有一年就要从柯蒂斯毕业，2009年他成为第13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

　　格拉夫曼说，“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

　　格拉夫曼和他太太没有孩子，他说：“所有柯蒂斯学院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父母让我不停地练习

　　记者：您的父母都是音乐家吗?

　　格拉夫曼：我父亲生在俄国，学的是小提琴，他的老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莱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师)，他培养了包括雅沙·海飞兹(Jascha Heifetz)、米夏·艾尔曼(Mischa Elman)等人在内的众多知名音乐家，而我父亲就在他门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很多俄国人去了美国，但我父亲来到亚洲，先是在哈尔滨，1920年在乐队当过一年的指挥，然后去了天津，之后又到上海。他到纽约后遇到我母亲，她不是乐师。

　　记者：为什么你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是选择了钢琴呢?

　　格拉夫曼：我3岁学习小提琴，4岁时兴趣转向钢琴。像中国的家长一样，我父母也总告诉我要不停地练习。

　　记者：每天练习多久?

　　格拉夫曼：刚接触时两三个小时而已。长大后，才用更多时间练琴。我知道现在很多中国孩子天天练琴，比我刻苦多了。(笑)现在，如果我有演出，会保证每天两个小时的练习时间。没有演出，我会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看书、写作、旅游、收藏，等等等等。

　　招生最苛刻的柯蒂斯音乐学院

　　记者：您从您的老师霍洛维茨那里学到了什么?

　　格拉夫曼：我7-17岁在柯蒂斯，Isabelle Vengerova是我的老师。后来，我与乐队合作，这时有机会与霍洛维茨演出，有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每星期都要跟他演出，之后的两三年，我每月跟他演出一次。他很有趣，平易近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从旋律中就可以判断歌唱者的特点、长处、信仰等等，声音可以透露歌者的本性，几乎90%的时间他都用来研究人的声音。

　　记者：所以你对声音也会特别敏感?

　　格拉夫曼：是的。我会考虑很多关于声音的事情，各种不同的声音效果，这非常重要，对你的演奏旋律、节奏都有帮助，并不只是弹出音符就可以了。

　　记者：你在柯蒂斯得到什么?

　　格拉夫曼：当我是学生时，在柯蒂斯受到最好的老师指导。柯蒂斯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小而精，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总共有196个学生，其中20多位钢琴家，25位歌唱家，5位作曲家和指挥。在大部分学校里，可能有成千的学生和教职工，光教钢琴的老师就有上百人。柯蒂斯选拔人才非常苛刻，如果有130个人申请柯蒂斯，可能有20个比较优秀的，10个特别优秀的，但我们只能选择3个，只有这3个能够毕业。

　　记者：柯蒂斯与其他音乐学院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格拉夫曼：小。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小提琴、声乐、指挥、钢琴，所有专业加起来，人数控制在160人左右，刚好组成一个交响乐团。而像茱莉亚等音乐学院，光钢琴系学生就有上百人，常规学生大概2000人。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格拉夫曼：我挑选的学生是才华和潜力的结合。潜力很重要，一个学生到了20岁再说潜力就有点晚了，但是如果他14岁就具有过人的才华，经过3年专业指导，前途就不可限量了。我的判断也会出错，但是靠着丰富的经验，90%还是可靠的。(笑)

　　你身后的罐子是汉朝的

　　记者：能谈谈您对中国的认识吗?

　　格拉夫曼：我对中国有很多了解，来过30多次了。1981年我第一次来广州旅游，这回是第4次到这里了。你身后陈列的罐子应该是汉朝的，不过这个是仿制，真品是2000年前制造的。(笑)我对中国艺术品有着极大的兴趣，喜欢去博物馆，从汉唐到明清的陶瓷器皿、书法字画都是我乐于收藏的。我也去了很多中国城市，但中国太大了，不能走遍。(笑)我的下一站是云南，想去大理、丽江。

　　记者：您对自己的中国学生有什么评价?经常见面么?

　　格拉夫曼：拿郎朗、王羽佳和张昊辰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学生。昊辰还有一年毕业，但已经拿到国际大奖。郎朗和羽佳已经毕业并成才，他们在纽约的家离我住的很近，走路两分钟就到了。

　　记者：除了演奏技巧的精进，学生们还可以向您学到什么?

　　格拉夫曼：我的学生都有很好的弹奏技巧，这不是问题。除了这之外，从他们被录取到柯蒂斯的那一刻起，他们还要学习莎士比亚，学习许多东西，文学、艺术，美国历史、文化，等等等等。

　　记者：您如何定义音乐家的成功?

　　格拉夫曼：我在学生时代认为，成功就是能够跟非常有名的乐团、大师级人物合作，在同一辈中能够非常出众。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成功就是对这些)看得很平淡很正常，珍视每一次合作，做好每一场演出。郎朗成功后，很多乐队想与他合作，观众疯狂追逐他，代理商迫切希望他多出唱片，电视、报纸上天天都是他，太过频繁，人们就会想把你推倒，人们不喜欢看到一个人太成功。